卢梭的偏执与林肯的隐痛

卢梭的偏执与林肯的隐痛

人类的创造与文明，离不开想象力，既需田园想象力，也需要道德想象力，更需要两种想象力在现实节制基础上的结合。人应当努力在现实与想象之中找到各自的均衡点。

想象力是创造的基础源泉，是生命力的首要体现。尽管想象被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区别于幻想，但即便是幻想，也是生活不可缺少的。忽视这一点，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就会发生偏离。

哲学家可将幻想、想象、意志与认识，做出一系列定义与区分。但人类世界总是处于真实与想象之间，完整而真实的世界与人类总保持一段距离。人所面临的，总是外在与内在的不同组合。正因如此，那位大哲学家叔本华，干脆将他那本代表作取名为《作为意志表象的世界》。

想象，可以是田园想象，也可以是道德想象。区别只是能否有所节制，亦即有无来自现实的规约。想象如同飘向高空的风筝，总有一条线连在地面，被那只握线的手牵引。没有了线的风筝，已不再是风筝。那只握线的手就是现实，离开现实节制与规约的想象，正如离了线的风筝，已不再是想象，至少不再是对人有益的想象。

富于田园想象的中国文人墨客与典籍不胜枚举，而对近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，却是西方的卢梭。卢梭总在迁徙之中离群索居，一心向往隐于田园，却又得不到宁静。窘迫与烦躁，又加重了他的田园想象与游离。卢梭的想象没有节制，不受任何现实的规约。他由厌恶现实到一味地逃避，可又无法完全逃离。这反而更助长了他的田园想象癖好。他的浪漫想象透出的是肆恣挥发，甚至是放纵。他所谓的“自然生活”，几乎是对人类“初始状态”或“过往”的纯粹田园想象。他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》的开篇就承认：他对“过去”所做的勘察“不应被视作历史事实，而只应作为假定的、有条件的推理来加以对待。”

他勾画的“新社会”，只是他在一堆“假定”和“条件”下的推理结果。而这些“假定”和“条件”仅仅是他不加节制的想象，对现实社会厌恶甚至仇视的投射：周围的一切现实都是“恶”，只有他连同他的想象才是“善”。多么尖锐的对立，又是多么的自以为是！

问题是，任何田园想象都有巨大的诱惑力，何况卢梭那种渗透着敏感和激情的文字，更使他想象出的那个“自由平等博爱”的新社会，对底层大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。不受历史与现实节制的浪漫作家一旦成为社会注目甚至跟随的核心，非理性的狂热就会像山洪一样爆发。“推倒一切重来”的狂妄激情，足以将周围的一切吞噬，最后连他自己也被吞没。每个人都将一切的不如意，一切的不合理，一切的怨恨和愤怒，归于了外在社会：“恶”是外在的，唯独自己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纯洁无瑕无辜，自己是善的。这恰恰是内心不受任何约束与规训，无所顾忌的肆意放纵的张狂，驱使人类走向了非理性。

卢梭的田园想象偏执地放弃了人的内心禁忌与建设，消解了应有的敬畏与谦卑，这与林肯的道德想象恰恰形成了比照。

当初在那个破败的小小律师事务里的年轻林肯，一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：不仅企望得到国会议员和总统的位子，更想做出一番小于华盛顿的大事。只不过，他把这种野心与抱负隐藏得很好很巧妙而已。林肯果真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，废除了区域性奴隶制，成了美国历史上与华盛顿比肩的伟人，但长达近5年的内战致使近60万人失去生命。他深知这场战争有着重大的社会和生命体代价，为此深陷痛苦纠缠之中。

就在遇刺的那一周，林肯视察完弗吉尼亚州的军队指挥总部，在回华盛顿的“河流皇后号”轮船上，向随行人员大声朗读《麦克白》数小时，重复了两遍下面的话：“顿肯在坟里了；/经过人生的疟疾，他睡得很好。/叛逆已经做绝了，刀也罢，药也罢，/内忧外患也罢，再也没有什么/能伤一根毫毛了。”他将这种内心的清醒意识和痛苦，巧妙而委婉地通过他喜欢的《麦克白》的台词表现出来。

可见，林肯有野心，但也有原则，无论他的野心与原则，还是其矛盾与痛苦，都显示了他那种现实规约中的道德想象力。林肯尽管只是间接地愿意暴露自身性格中的阴暗深处和秘密之所，愿意探明潜伏其身的“幽黑欲望”，而这正是他道德想象力之强、心灵之伟大的明证。

如果说林肯既整顿外在世界又检视内在世界，那么，卢梭就只是抱怨仇视以致推翻外在世界而放纵内在世界，任其恣意驰骋无限扩张，认为内心永远而绝对正确。只是，过了头的田园想象已成了负面的道德想象，这同样有害。如果认为人性非恶即善，这本身就是在走极端，在不受现实规约。关键是要有所节制。还是培根说得好：“很少有人不是在善恶艺术的混合体中被培养大的。”

人类的创造与文明，离不开想象力，既需田园想象力，也需要道德想象力，更需要两种想象力在现实节制基础上的结合。人应当努力在现实与想象之中找到各自的均衡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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